原創(chuàng) 小北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很多人第一次聽說司馬光這個名字，大概是小學(xué)課本上的“司馬光砸缸”，也由此知道了他的隨機應(yīng)變。
不過，當(dāng)時人更關(guān)注的是司馬光救人的仁心，例如南宋王十朋說“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齔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
拋開這個事不說，司馬光身上可說道的也實在太多，少年神童20歲即金榜題名，學(xué)識出類拔萃品格也無可挑剔，在官場上堅持己見從不隨波逐流……
這么來看，他和王安石實在太像。然而，歷史偏偏令他們相向而行。“砸缸事跡”或許亦真亦假，但是砸了王安石變法，卻是確鑿無疑的。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叟。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
之所以這么說，因為他在反對新法這件事上，百折不撓得近乎偏執(zhí)。例如罷廢免役法時，蘇軾認(rèn)為不能一概廢除，然而任其如何勸說也無濟于事，只能大罵“司馬牛”。
許多人都有這樣一個深深的困惑，司馬光這樣一個璀璨奪目的人物，又寫出了《資治通鑒》這種博古通今的著作，為什么如此地不顧實際且做事極端？即便是私人恩怨也事不至此吧？
其實，正因為他并非因私廢公。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在慶歷前后步入仕途，兩人不僅是同僚，而且是朋友。
他們還有很多其他共同之處，比如都充滿時代危機感，一致要求變革官吏制度，重視人才的培養(yǎng)和選拔；都主張嚴(yán)明法制，賞功罰罪；都主張沿著儒家開創(chuàng)的德禮教化為主、刑政為輔的軌跡展開。
北宋王安石行書過從帖，仿制品，紙本水墨冊頁，原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行書《過從帖》為王安石給一位通判的復(fù)函。圖片來自江西省博物館。
釋文:安石啟 過從謂必得奉見 承書示 乃知違豫又 不敢謁見 唯祈將理 以副頌盼 不宣 安石上 通判比部閣下
過去的許多觀點也認(rèn)為，司馬光不過為專制張目、有破無立，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看到司馬光的政治主張的重點既有君主，也有臣僚；既有人，也有制度。
把各種論著的分析綜合起來，似乎就得到了一個在政治主張上面面俱到的司馬光——同樣也是沒有什么創(chuàng)見的司馬光。
《資治通鑒》手稿殘卷上載有465字，這也是現(xiàn)知司馬光留存于世的全部真跡，圖為司馬光手稿細(xì)節(jié)，來自澎湃新聞。
但是這并不足以概括司馬光，他多方面的政治主張，并非純粹理論思考的產(chǎn)物，而是面對不同現(xiàn)實政治難題的選擇，其中自有某些“建設(shè)性”。
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歷史系副教授方誠峰的再版之作《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跳出檔爭的固有解讀思路，為我們理解司馬光、理解宋代政治打開一扇大門。
01 “君主”是一切政治更張的起點
學(xué)者已經(jīng)指出，在司馬光的政治主張中，君主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他認(rèn)為君主是政治秩序建立和維系和核心，為此他不太關(guān)心創(chuàng)法立制的問題，這里就可以看出他和變法派的分歧，他不是因為存在弊端而要變法，而是因為要保持固有的歷史成就，這主要要求君主振作。
周公旦，姬姓，周氏，名旦，謚文，又稱周文公、周公，后世多稱其“元圣”。《尚書大傳》稱“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wèi)行書，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左圖為《三才圖會》的周公像，右圖為清人繪周公像。
回顧從仁宗、英宗到神宗朝的司馬光，會發(fā)現(xiàn)他并不因面臨新的政治問題而否定自己之前的主張，而只是有新的重點或補充，他所形成的認(rèn)識主要有兩點。
第一，君主是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切政治更張的起點。這一點即使他經(jīng)歷了神宗朝的挫折，也并沒有放棄。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司馬光將自己在神宗初作的《作中丞初上殿札子》(即《修心治國之要札子》)獻給哲宗和太皇太后高氏，并附了《進修心治國之要札子狀》加以說明，自稱這是他“竭盡平生之思慮”所得，乃“天下之本源”。
他在《狀》中說：“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內(nèi)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于外者也�！�
司馬光在這個時候進“修心治國之要”，當(dāng)然不是泛泛而談，主要是希望從太皇太后高氏開始推動對“熙豐新法”的更張。
四月二十七日，司馬光就在《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中，特別說到了“天子之孝”“以母改子”云云，將“修心治國之要”落到了實處。
第二，司馬光從熙寧開始更多地強調(diào)政治體是一個等級、權(quán)責(zé)分明的有機體系，任何一個部分，包括君主在內(nèi)，都有自己特定的職責(zé)，不能越俎代庖。
這是他從熙豐新法得出的教訓(xùn)，也是對自己仁宗時代政治主張的補充。
但是，要維系這兩點是很困難的。只要君主有為，就必然決斷；只要決斷，必然有選擇；只要有選擇，就有可能是錯誤的。
不幸熙豐時代正是如此，而且君主未能糾正自己的“錯誤”。
現(xiàn)在神宗已作古，其錯誤“有幸”在其母高氏的主持下得以改正，但怎么保證未來不會出現(xiàn)類似的問題?
02 “開言路”防止政治體走入歧途
為此，司馬光要回到更為原初性的問題：
第一，如何保證君主在修養(yǎng)上不斷接近完美，也就是圣人，那樣他就不會作出錯誤的選擇；
第二，什么樣的政治措置，可以使君主不總是堅持己見，特別是當(dāng)己見是錯誤的時候。
如果通過這兩個問題去看待元祐初年司馬光的施政，就會看到種種舉措背后的邏輯所在。
對于司馬光來說，元祐時代的好處就是提供了一個從頭開始培育君主的機會。宋哲宗趙煦元豐八年三月登基時虛歲僅十歲，實際才八歲多。
對于趙煦這張“白紙”，司馬光精心選擇了作畫人。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修養(yǎng)、心性方面不具有權(quán)威，因此他將哲宗的培育交給了在這方面更有發(fā)言權(quán)的人物，比如藱n桃謾⒑�、聰r取?/p>
宋哲宗趙煦（1077—1100），宋神宗第六子，元豐八年，神宗駕崩，趙煦登基為皇帝，是為宋哲宗，改元“元祐”。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哲宗昭孝皇帝肖像。
要言之：元祐士大夫培育趙煦，特別注重道德的養(yǎng)成，注重講讀之余、平居之間的涵養(yǎng)、熏陶，這是深受當(dāng)時性理之學(xué)感染的結(jié)果；其著眼點，并非在于眼下政策之反復(fù)，而是一種培育圣人的偉大理想。
君主的培育雖然復(fù)雜微妙，但是一個長期過程，更為迫切的其實是如何防止君主固執(zhí)己見。
神宗去世后，司馬光給高氏所進的第一條建議就是開言路。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給高氏的《謝宣諭表》中，就說：“陛下實有圣德，知所先務(wù)，聽政之初，首開言路。”
三月三十日，司馬光正式上了《乞開言路札子》。他先指出，神宗朝的問題，不是神宗本人的，而是“罪在群臣”；因為近年以來，“士大夫以偷合茍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
所以，當(dāng)今最為緊急之務(wù)，就是楞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yīng)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并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
元豐八年五月、六月，司馬光又先后上了《乞開言路狀》《乞改求諫詔書札子》《乞申明求諫詔書札子》敦促開言路的徹底落實。
司馬光主政期間，在多數(shù)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種意見的并存。而多元總是伴隨著紛爭，可在司馬光看來，這就是真正的“開言路”，就是解決政治體走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紛爭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就說明了政治的活力和彈性。
03 “重德輕才”的選官策略
但問題并非到此為止。當(dāng)議論紛紜之時，如何保證它們不會傷害政治秩序本身？司馬光的答案早就有了：當(dāng)官僚的選任都合理的時候，特別是當(dāng)官員都有德行的時候，即使出現(xiàn)紛紛異論，也不會傷害到政治體的運轉(zhuǎn)。
在才德問題上，司馬光始終堅持“重德輕才”。慶歷五年的《才德論》、嘉祐六年的《論舉選狀》、英宗治平元年的《貢院乞逐路取人狀》、神宗熙寧二年的《議學(xué)校貢舉狀》諸文中，司馬光一直都在闡述德行為先的主張，并推銷自己的薦舉之法。元祐主政后，司馬光終于得以踐行自己的策略。
在科舉問題上，他對神宗朝以經(jīng)術(shù)取人極為贊同，只是批評“王安石不當(dāng)以一家私學(xué)欲蓋掩先儒”，因此調(diào)整了考試的經(jīng)義科目；更重要的是他在進士科外，又推出“經(jīng)明行修科”的方案。
元祐元年七月，他又推出了自己的“十科舉士”方案，“十科”即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節(jié)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公正聰明可備監(jiān)司科、經(jīng)術(shù)精通可備講讀科、學(xué)問賅博可備顧問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練習(xí)法令能斷請讞科�？梢钥闯觯圃趶娬{(diào)德行的同時，強調(diào)為不同性質(zhì)的崗位選擇合適的人才。
總體而言，薦舉在司馬光德行為先的選材策略中占據(jù)很重要的位置。他任相期間密集發(fā)布薦舉條令；元祐元年九月，翰林學(xué)士蘇軾言：“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zhuǎn)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xué)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jīng)明行修六也，舉十科為七�！�
因此，司馬光主政期間對官員選任的重視，特別是對官員德行的強調(diào)，成為元祐政治的第二個特點。
這種主張并非新創(chuàng)，而是司馬光原來就有的，但在此時的政治安排中，卻具有了特殊的針對性。
04 司馬光的“建設(shè)性”
提倡多元意見與官僚選任，構(gòu)成為司馬光元祐施政的兩大支柱。罷廢新法只是具體的政事，而貫穿這些政事的理念是他從仁宗、英宗、神宗朝不斷思索政治現(xiàn)實的結(jié)果。
司馬光相信，強調(diào)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作用，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對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說了差不多的話。
但是，英宗朝，特別是神宗朝給他的這一觀點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如何糾正一個作出了錯誤選擇的君主，如何將政治秩序恢復(fù)正常?
司馬光開始側(cè)重政治體的整體性，強調(diào)發(fā)揮君主之外的政治系統(tǒng)的有效性。他尤其認(rèn)為，保證政治體中各種意見的并存、交鋒，不但不會破壞政治體的穩(wěn)定，反而會有撥亂反正的效果，會鞏固政治體的基礎(chǔ)。
這種可謂“異論相攪”的觀點，也使得司馬光一直所強調(diào)的人才、德行優(yōu)先具有了新的針對性——選賢任能，德才孰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在司馬光多元意見并存的立場上，這種對人才，特別是對德行的強調(diào)，成了消解政治爭議副作用的有效手段。
明 仇英《獨樂園圖》（局部），根據(jù)司馬光《獨樂園記》的描寫順序而繪。
司馬光是歷史學(xué)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政治問題是王朝的興衰起落，所以他的最高目標(biāo)就是如何能夠避免本朝的衰落，這是他一生所致力于解答的問題，而他在晚年所得到的答案是：
一個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證政治正確，一個多元意見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證君主不選擇歧路，德行為先的選才策略可以保證多元意見不傷害政治秩序的穩(wěn)定。這一組合，就是司馬光的建設(shè)性所在。
理解了這一“建設(shè)性”，司馬光對新法的“破”就更容易理解了：罷廢新法就是為了恢復(fù)一個有效的政治體；進而通過當(dāng)下的努力，該政治體中的君主是理想的，各級臣僚也選擇合理，上下各位置的人都發(fā)揮作用——這就是一個“雖亙千萬年無頹壞”的“巨室”。
正是這種理念，使司馬光堅信全面、快速罷廢新法是必須，且其副作用都是可以忽略的，有人提醒他更張熙豐法度可能會有后患，司馬光的回答是：“天若祚宋，必?zé)o此事�！�
原標(biāo)題：《砸缸的神童司馬光，為什么非要砸了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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