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就坐在我對面的一張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話告訴她我是記者,從很遠的地方來看她。老人便點頭,朝著說話的人,也朝著我,然后就看著我,像在期待著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實上第一次在襯亞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沒有問她。我和老人面對面的坐著,這時她17歲的孫女來看她。老人拉著孫女兒的手,親切而又平靜地說著話。她們說了些什么,我聽不明白,那時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當年被日本兵抓走時,是不是和她的孫女兒一樣的美麗?老人在看著孫女兒時,不知是不是也會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陳亞扁阿婆家,是在一個星期之后。當時她仍請我坐在那張鋪著光潔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邊屋里換上了那件干凈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對面的那張小矮凳上。但這次她沒有看著我,而是拿過放在墻邊的那個用塑料可樂瓶改造成的水煙筒,她慢慢裝好煙絲,然后將煙筒堵在嘴上,點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長長地吐出一口白煙,說:“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個慰安婦,你問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煙,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問,便開始了她那辛酸地敘述。

1942年,烏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到來了。門前屋后的椰樹并沒有和其它的季節(jié)有明顯的變化,只是由于一場接一場的雨,讓這個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個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剛剛15歲。因為出世的時候,渾身紅潤,腦兒扁平,長得非常可愛,父親就把我取名為“亞扁”,“亞扁”在黎語中是美麗非凡的意思,父親希望我將來能夠過上好日子。我的父親陳其義是甲長,他精明能干,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很受鄉(xiāng)親尊敬;母親善良賢淑,善于持家。我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我排行老三。雖然家庭談不上富有,但吃穿應(yīng)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個中午,當時,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編織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還有剛過門的嫂子,和還沒出嫁的姐姐,她倆在舂米,我們?nèi)齻人邊干活邊說著話。
突然,兩個日本兵闖進了家門,我們爛嫂三人被端著搶的日本兵嚇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時不知該怎么辦是好。日本兵嘰哩咕嚕地講了一陣日本話,眼睛在我們爛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來回地掃著,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這時兩個日本兵就將被嚇呆的姐姐和嫂子趕到屋外,然后拉起驚慌得渾身發(fā)抖的我調(diào)戲。他們先用匕首割斷系在我身上的連著紡車的纏帶,接著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亂抓亂捏,最后剝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輪J……
我拼命掙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著,可他們不管我死活,邊強J邊興奮地狂叫。我的身體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過去他們才罷休。
從那以后,那兩個日本兵就經(jīng)常來欺負我。有時把我抓到軍營中,有時就在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從就會被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