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導演曾經(jīng)評價過：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日本民族歷史上給我們帶來了深重災難，同時這個民族又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希望通過各位答主的回答，可以更加了解日本民族。以前車之鑒，作為后車之師。
日本民族性格最令人不解的是極端矛盾性格的并存：溫文爾雅與殘忍暴虐并存，謙虛謹慎與魯莽自大并存，馴服本分與桀驁反叛并存，保守自戀與崇洋媚外并存，自卑不安與野心勃勃并存。日本的民族性格在全世界獨一無二，原因在于日本的地理、歷史獨一無二。
要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兩本書不可錯過，一本是美國人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首版的《菊與刀》，至今已再版無數(shù)次。另一本是中國人張宏杰2021年出版的《簡讀日本史》。我結(jié)合中美兩個研究者的成果來談談日本的民族性格及其成因。
《菊與刀》道：“人們講到俄羅斯人時說：“剝開俄羅斯人的外表，出現(xiàn)的是韃靼人”；對于日本人，人們也可以說，“剝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層，露出來的是海盜”。但請不要忘記：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藝品的材料。它不是掩蓋瑕疵的涂料，沒有絲毫雜質(zhì)，至少與坯質(zhì)同樣精美。
海盜，可以理解為日本民族性格中“刀”的一面，“漆”可以理解為“菊”的一面。日本的獨特在于：正如一件精美的漆器，它的漆與坯是不可分離的。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極端矛盾性格也是不可分離的統(tǒng)一體。
日本影視作品中，人與人之間細膩的“溫情”，令無數(shù)中國人感動，比如《千與千尋》《天空之城》《風之谷》《菊次郎的夏天》《夏目友人賬》等。日本人對于茶道、壽司、服裝等生活藝術(shù)之美的極致追求，也令中國人自愧不如。如果真的跟日本人接觸的話，通常也會為其溫和、友好、禮貌的待人接物態(tài)度折服。所以，日本長期是中國人出國旅游三大目的地之一，在疫情之前每年高達700萬中國游客前往日本旅行。
但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民族，在侵華時期的暴虐令人發(fā)指：殺人競賽、刺刀挑嬰、虐殺孕婦、三光政策、活人試驗等等。罪行累累，令無數(shù)中國人咬牙切齒。
如此強烈的民族性格反差，源于5個日本獨特的人文歷史特點。
一、延續(xù)千年的森嚴等級制度。
中國人或許是世界上貴族等級制最早瓦解的民族，中國數(shù)千年來，從文化和制度兩方面防止貴族等級制復辟。在中國的正統(tǒng)價值觀里，統(tǒng)治階級的基本責任是為民眾謀福利，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子喻于義”，“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統(tǒng)治階層不能盡到責任，則老百姓有造飯的權(quán)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加上中國早在隋朝就實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務員制度——科舉制，出現(xiàn)“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社會理想和現(xiàn)實。所以，中國人對特權(quán)和等級固化十分反感，中國人痛恨權(quán)貴階層世襲，連財富世襲都很難接受，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
到今天，中國推動“共同富裕”，全民脫貧奔小康，用強力手段（如嚴打校外培訓）防止階層固化，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基因的一脈相承。
但日本的貴族制度延續(xù)了上千年，期間從未中斷過。貴族與平民的階級鴻溝維持了上千年。雖然日本效仿中國唐朝搞過科舉制，然而平民并沒有資格參加考試，官員都是荔族。
并且，到了鐮倉幕府時代后，武士貴族崛起，森嚴的貴族制度與武士的野蠻結(jié)合，對平民的統(tǒng)治是絕對化的。比如，武士的佩刀可不是擺設，按照日本江戶幕府將軍德川吉宗制定的法典《公事方御定書》71條規(guī)定：當平民在路上遇見了武士后，必須為武士下跪和避讓，及時讓開道路，否則會被視為對武士的無禮，武士有權(quán)將其斬殺而不會遭受處罰。
1862年，日本橫濱郊外的生麥村，有4個英國商人在騎馬行走時，遇到了1名武士——日本薩摩藩（鹿兒島藩）藩主的監(jiān)護人島津久光。島津久光的儀仗隊要求4個英國商人下跪和退讓，驕傲的英國人連國王都不跪，豈會跪一個區(qū)區(qū)日本武士。同時，英國商人乘坐的馬匹突然失控闖進島津久光的儀仗隊，結(jié)果，1名英國商人被當場砍死，2名商人被砍成重傷，只有1名女性逃過一劫。此事被稱為“生麥事件”，導致英國炮擊薩摩藩。
連英國人都要被當街砍死，何況一般平民。面對這種隨意的暴力特權(quán)，日本平民遇到比自己高等級的武士，無不戰(zhàn)戰(zhàn)兢兢、恪盡禮儀。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看到日本人“守規(guī)矩”的民族性格特點，對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日本人的確是非常禮貌的。
另一面，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日本人又是非常殘暴的。在當代日本職場，新人被老員工（前輩）當場扇耳光并不出奇，新人還得道歉。一旦敢于反抗等級壓迫，將遭到殘酷的暴力虐待，這正是日本人侵華時暴虐的文化基因。
日本的階級又是永世不變的。武士的兒子永遠是武士，農(nóng)民的兒子永遠是農(nóng)民，鮮有例外。日本幕府時代，一些富裕起來的商人為了改變階級地位，把兒子過繼給沒落武士當義子，再把產(chǎn)業(yè)送給武士使其富裕，用這種曲折的方式，才能讓下一代改變階級地位。
世世代代，森嚴的等級觀念不斷被強化、鞏固，形成了日本的民族性格。
在日本侵略者的觀念里，中國人是被征服者，理應像日本的農(nóng)民見到武士一樣卑躬屈膝，以求得活下去的權(quán)利。日本軍人對中國平民的殘害，在其文化觀念里是理所當然的，正如武士對低等平民的當街斬殺。
中國人缺乏等級固化的歷史和文化，很難理解日本人的心態(tài)，也就達不到日本人想要的統(tǒng)治效果。在日本歷史上，只要戰(zhàn)勝敵國的軍隊，平民自然恭順地匍匐在征服者腳下懇求被統(tǒng)治，日本人很難理解會有游擊隊這種反抗組織。
理解了等級制度的漫長歷史，我們就理解了日本人禮貌和殘暴的內(nèi)在一致性。日本人對你是何種態(tài)度，取決于你與他的相對等級地位。當你地位高時，日本人會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當你地位不如他時，他會要求你也心甘情愿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否則就會用暴虐逼迫你屈服。中國也有這種人，但不如日本那么普遍，遇見這種人必須小心，別被殷勤的表面迷惑。
我們也就容易理解為何二戰(zhàn)后美國人可以輕易統(tǒng)治日本。從天皇到農(nóng)民，全日本連一絲反抗都沒有，自發(fā)服從美國征服者，令美國人大惑不解。美國人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寫道：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站立道旁高喊“Hello”、“Good-bye”，嬰兒自己不會招手，母親就把著他的小手向美國兵揮動。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態(tài)度接受了戰(zhàn)敗及其一切后果。他們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歡呼，迎接美國人，既不抑郁，也不發(fā)怒。戰(zhàn)敗后日本人這種180度的轉(zhuǎn)變，美國人很難理解是真實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
原因在于，美國人成為了新的統(tǒng)治者，等級制的最頂端。日本人就像狼群一樣，會自覺服從頭狼。
日本人的等級觀念，也擴展到了他們對國際關(guān)系的理解上。日本人在甲午戰(zhàn)爭中擊敗了中國后，認為自己是亞洲的領袖，亞洲其他國家應該自覺接受其領導，不服從便要武力侵略。戰(zhàn)敗后，美國人成了國際體系的“頭狼”，日本人便自覺接受美國的領導。
二、延續(xù)千年的氏族生活方式。
日本島早在1.2萬年前就有人類居住，且被稱為“繩紋時代”，擁有早熟的陶器技術(shù)，屬于舊石器時代。
不過，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中國的戰(zhàn)國時期，日本原住民被新移民替代，迅速從舊石器時代，進入了耕種水稻的鐵器時代，被稱為“彌生時代”。剩余的原住民退居北海道，成為“蝦夷人”，特點是渾身多毛，到明治維新后才被徹底征服。
這批殖民者來自古朝鮮，實際上是很多是瑯中國人。早在西周時期，商朝遺民萁子遍帶領5000族人移民朝鮮。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爭霸，戰(zhàn)亂頻仍，北中國的齊、魯、燕、趙之民，很多東逃朝鮮。他們帶著中國先進的耕作、冶鐵技術(shù)，幫助落后地區(qū)開化。所以，現(xiàn)代意義上的日本人，從人種學上其實是朝鮮人。朝鮮人則與中國人頗有淵源，文字也相同，在1948年李承晚時期才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開始廢除漢字。
自公元前300年這次殖民浪潮后，日本再也未被外敵成功入侵過，只到二戰(zhàn)后美國人占領日本。兩千多年太平無事，造成日本原始的氏族社會結(jié)構(gòu)一直沒有被徹底打斷，延續(xù)到了現(xiàn)代。
日本沒有中國中原那種大平原，其地理特點是丘陵密布，在群山和丘陵間散布著小型村莊。小型村莊與外界交通不便，加上沒有外敵入侵打斷原有社會結(jié)構(gòu)，導致日本的農(nóng)村和中國不同，每個村莊是作為一個整體來繳納賦稅的，內(nèi)部實行自治管理。
直到二戰(zhàn)后，日本還有一些偏遠農(nóng)村實行“走婚制”，保留著母系氏族社會的殘留特征。張宏杰的《簡讀日本史》提到：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全國只有7%的貴族和武士階層有姓氏，全國絕93%的人口都沒有姓氏。沒有姓氏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特點，只有父系社會才會通過姓氏來將血緣關(guān)系形式化，母親肯定知道孩子是自己親生的，沒這個必要。
氏族社會的特點是“群團生活”，大家世世代代居住在一個狹小的村莊里，不像中國還有地方可以遷徙。導致的結(jié)果，就是熟人社會常見的內(nèi)部溫情。在宮崎駿的《龍貓》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文化的影響，一個新搬來的大學老師，他的孩子小月、小梅會被鄰居照顧，發(fā)生意外全村人都會幫助他們。
在中國的傳統(tǒng)農(nóng)村，也有類似的傳統(tǒng)，我們稱之為“熟人社會”，但性質(zhì)與日本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日本的村莊氏族是一個共同體，而中國的農(nóng)村是有很多家庭、家族構(gòu)成的，家族是啦同體，村莊只是個大家共同生活的地理空間。
張宏杰稱之為“集團主義”。也就是說，整個村莊是一個大家庭，命運共同體。大家沒有自己的姓氏，這又是中國人沒有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母系氏族社會生活方式。如果大家到過云南的偏遠山寨，可能會認識更深刻。
到了現(xiàn)代社會，日本平民對村莊的忠誠，以及日本武士對莊園封建主的忠誠，化為對企業(yè)的忠誠。日本的本田、豐田等企業(yè)，管理成本很低，因為員工忠誠度極高，一般不會偷懶�；炊M心盡力為企業(yè)奮斗，經(jīng)常有“過勞死”，這正是氏族共同體文化的影響。這是中國、美國的企業(yè)做不到的，我們必須通過先進的管理才能調(diào)動員工積極性。
“集團主義”的氏族社會傳統(tǒng)，還導致日本人不愿給別人添麻煩。大家都壓抑著自己，對他人客客氣氣，規(guī)規(guī)矩矩。
另一方面，日本人的溫情、規(guī)矩、客氣只針對集團，而不是陌生人。在古代，落單的武士到了村莊后通常下場不妙。黑澤明的電影《七武士》里有描述，落單武士通常被殺死。
對陌生人，日本人是非常冷漠的。日本人并不欣賞對陌生人見義勇為、熱心助人的行為，他們認為那是歷家的事情。如果幫助陌生人，會導致他人背負人情債，以后要還本付息。在《菊與刀》中，本尼迪克特提到：日本人接受別人遞來的香煙時，不會說“謝謝”，而是說“慚愧”，意思是無以為報。
一旦脫離集團的約束，日本人的行為就會失去約束，心中的獸性被釋放出來。這就是我們在日軍侵華時看到的現(xiàn)象，虐殺孕婦、嬰兒，搞殺人競賽，這種行為在他的家鄉(xiāng)一定會名聲掃地。然而，在遙遠的中國，對陌生人不必有心理負擔。與此同時，連隊作為一個集體，給士兵個人帶來集團壓力，如果大部分人或長官殘暴，每個人都必須殘暴。
回到家鄉(xiāng)后，殘暴的士兵又會變成循規(guī)蹈矩、溫和謙虛的好鄰居。殘暴和溫情，統(tǒng)一于日本的“群團社會”。日本人對你的態(tài)度，關(guān)鍵在于你是不是和他一個群團�，F(xiàn)代中國移民在美國、加拿大等都過的不錯，兩代后收入、學歷一般就超過當?shù)厝�。但在日本普遍過的不好，他們發(fā)現(xiàn)很難融入日本社會，其實就是很難融入各個群團�；蛘哒f，外人很難融入日本延續(xù)至現(xiàn)代的氏族部落社會。
在《菊與刀》中，本尼迪克特提到日本俘虜令美國人十分吃驚。除非暈過去，或者失去行動能力，否則日本士兵寧愿抱著炸彈與美國人同歸于盡，也不會投降。但一旦被俘虜后，日本人又迅速表現(xiàn)出對美軍的狂熱忠誠，絞盡腦汁幫助美軍殺害自己的同胞。其秘密也在于氏族共同體，因為俘虜們的觀念里：他們拋棄了過去的氏族（群團），來到了一個新的氏族（群團），這是他的新家。
三、原始社會的殘留痕跡。
中國人看日本人很奇怪，一方面他們的愛情很唯美，另一方面又很黃。比如大學生比較喜歡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著名小說《挪威的森林》，有很美的愛情，也有赤裸裸的動作描寫。日本的“風俗業(yè)”“小電影”也是世界聞名。
這就是倫理觀念的差異。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當時經(jīng)濟還不行，很多日本女性被賣到南洋淪為妓女。在我們看來是很屈辱的，但日本人看來是很愛國的，因為她們給日本國內(nèi)匯去了大量外匯，幫助日本崛起。日本人1974年還拍了一部電影《望鄉(xiāng)》來反映這段歷史。
再比如日本的“援助交際”，聽起來很中性，實際上日本人對此的確很中性的看法。但在中國人看來很不正常，我們稱之為“包養(yǎng)情婦”，非常貶義，一旦發(fā)現(xiàn)，當事人將聲名狼藉。包括日本的一些動作女性，居然還可以嫁人，也是中國人很難理解的。
在母系氏族社會，其實是沒有貞操觀念的，而日本的母系氏族社會結(jié)束的非常晚，基于父系社會的倫理體系建立的非常晚，是明治維新后，日本人的倫理觀念才慢慢被世界影響。所以，到現(xiàn)在還保留著一些原始殘留。
對生理享受的不同觀念，其實也有好處。比如，日本人中比較少見中國式的“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偽君子。其愛情也因?qū)ι硇枨蟮牡�，顯得更加純粹。
還有很多原始殘留的影子。比如所謂“神道教”，具有原始薩滿圖騰崇拜的特點。神道教它其實不是宗教，也沒有教義，可以和佛教、基督教共存。神道教在明治維新后被官方刻意推崇，更像是日本國旗之類的民族文化象征。
再比如日本的天皇崇拜、天皇與將軍的二元政治結(jié)構(gòu)，其實在一些與世隔絕的太平洋島嶼原始部落中，都有類似的結(jié)構(gòu)。宗教領袖管精神，軍事領袖管政治，但精神領袖很像是被軍事領袖軟禁的囚徒。
日本獨特的原始社會殘留影響，這是《簡讀日本史》的觀點，也是有助于我們理解日本的視角。
四、獨特的“義理”價值觀
前面我們說到日本人恪守等級，服從頭狼，似乎很忠誠。然而，這卻又是矛盾的，因為日本人同時又桀驁不馴，以中國的觀點看，亂臣賊子層出不窮，三姓家奴稀松平常。這似乎又很矛盾。
日本歷史上，權(quán)臣控制天皇是家常便飯。早在十世紀，藤原氏便建立“攝關(guān)”制度，攝政與關(guān)白合一，比曹操還要厲害。這可不是天皇自愿的，天皇與權(quán)貴的架空、反架空斗爭持續(xù)數(shù)百年。大約中國北宋時期，白河上皇、鳥羽上皇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架空了“攝關(guān)”，在與貴族的斗爭中取勝。
不過，武士很快就“下克上”，先是平氏專權(quán)，天皇便與源氏合作擊敗平氏。然而，源氏比平氏更狠，索取了“征夷大將軍”封號，建立了鐮倉幕府，從此開啟武士統(tǒng)治的幕府將軍時代，天皇徹底成為吉祥物。
對于將軍，各藩也只是表面忠誠。源氏的鐮倉幕府被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取代，室町幕府被織田信長消滅，織田信長被部下明智棱秀殺害，又被豐臣秀吉奪權(quán)。最終，德川家康消滅豐臣氏，建立江戶幕府。但日本的薩摩、長州兩個“外樣大明”與德川氏的江戶幕府明爭暗斗了幾百年，最終借助西方引進的軍事科技，在伏見、鳥羽戰(zhàn)役中擊敗德川氏，隨即36歲孝明天皇暴死，16歲的睦仁繼位為明治天皇，被薩摩、長州武士組建的元老團“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啟明治維新時代。即便明治維新后，日本軍人的“下克上”傳統(tǒng)依然濃厚，不是內(nèi)閣領導日軍，而是日軍指揮內(nèi)閣。
這就奇怪了。日本人的價值觀既然是等級制、安分守己，盡“忠”，如何對層出不窮的反叛行為自圓其說？所以，日本形成了在我們看來矛盾百出，但卻深入日本人心的“義理”價值觀。
“義理”是日本的最基本價值觀，說一個日本人“不懂義理”，等于說他不配做人，是對一個人非常嚴厲的指責。但“義理”又獨一無二，與其他文化差異很大�！毒张c刀》提到：英語中根本找不到與“義理”相當?shù)脑~。人類學家從世界文化中所發(fā)現(xiàn)的一切奇特的道德義務范疇中，“義理”也是最奇特的一個。它是日本所特有的。英語中根本找不到與“義理”相當?shù)脑~。人類學家從世界文化中所發(fā)現(xiàn)的一切奇特的道德義務范疇中，“義理”也是最奇特的一個。它是日本所特有的。
“義理”，不能用中文的字面意思理解，中國儒家的重要概念到了日本后，內(nèi)涵往往被顛覆。
47武士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戶曉，作為教育故事，它體現(xiàn)了日本獨特的“義理”觀。日本小學課本記錄了47武士的故事。淺野候被吉良候侮辱，當場砍傷吉良候，因有損禮儀而切腹自殺。淺野候的47名忠心武士，假裝忘恩負義讓吉良候放松警惕，還有武士送女兒給吉良候以作為內(nèi)線，有武士殺死自己的妹妹以保守秘密。最終，47武士潛入吉良候的宅邸將其殺死，為主公復仇。為了不違反法律，他們又集體切腹自殺。
47武士的故事，可以看出，日本人尊崇的“義理”中，復仇是一種高尚的美德。以悲壯的自殺來終結(jié)所有的邏輯矛盾。
在“義理”的概念里，忠，是保安對公司老板式的忠誠，而不是忠君報國的“忠”。所以，武士可以在家主的帶領下造飯，失敗了也有道德自洽，而非中國式的“成王敗寇”。但，在必要時候，也可以指忠君，即忠于天皇，比如薩摩、長州藩發(fā)起倒幕運動的時候，口號就是“忠于天皇”，批判德川幕府對天皇不忠。
在忠和名譽發(fā)生矛盾時，“義理”對于復仇反叛又是許可的，因為復仇似乎是日本人十分推崇的至高道德。比如，德川家康曾經(jīng)在背后辱罵一個武士是“會被魚骨頭卡死的家伙”。這位武士為了榮譽，便勾結(jié)德川家康的敵人，策劃火燒江戶。
為了復仇和成功，日本人推崇隱忍，這又是一種“義理”。47武士的故事是一例，豐臣秀吉也是一例。但最典型的，還是德川家康，在戰(zhàn)國群雄中，忍到最后，笑到最后。
在二戰(zhàn)后，日本作家山岡莊八的小說《德川家康》成為風靡日本的國民必讀書，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要求日本內(nèi)閣成員必讀《德川家康》，日本松下電器創(chuàng)建人松下幸之助要求松下員工必讀《德川家康》。
這其實反映了日本的國民心態(tài)，被美國征服后，日本人必須隱忍，就像德川家康。令人不禁想到宋江的詩歌：自幼曾攻經(jīng)史，長成亦有權(quán)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對日本的復仇情節(jié)、骨子里的桀驁不馴，美國人當然是很懂的，美國為了統(tǒng)治日本，可是進行了深入研究。不過，美國人通過日本憲法閹割了日本，使其成為非正常國家，只要日本憲法不修改，日本就不得不依靠美國，掀不起大風浪。
日本強大后，右翼不斷推動修憲，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其實本質(zhì)上是反抗二戰(zhàn)后美蘇主導的雅爾塔體系，推翻東京審判和波茨坦公告。其實，美軍本來打算炸毀靖國神社的，但后來發(fā)生了朝鮮戰(zhàn)爭，美軍在日本僅僅留下一個師，其余軍隊都調(diào)去了朝鮮，不敢過度刺激日本，這個余毒就保留下來了。要知道，靖國神社中供奉的大部分是死于太平洋戰(zhàn)爭的日軍士兵，死于中國戰(zhàn)場的只是小部分。日本右翼又綁架了民意，本來靖國神社是擴奉普通士兵的，普通士兵被軍國分子忽悠枉死，倒也說得過去，紀念下也好長個教訓。但日本右翼把戰(zhàn)犯的神位也放了進去，將其否定歷史的行為，與日本民意捆綁，使得靖國神社問題成為中美日三國之間的敏感問題。
在《可控的緊張：中日美之間的認知與誤認知》中提到：2007年，針對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fā)言，美國國會170名議員共同提案通過譴責決議。同年4月，《華盛頓郵報》發(fā)表措辭強硬的社論，強調(diào)日本的侵略歷史“不容置疑”，稱安倍試圖修正歷史是“自我毀滅”�！度A爾街日報》也發(fā)表文章，批評安倍否認侵略“可恥”。同年5月，美國國會研究所發(fā)表報告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闊認的強硬民族主義者，他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行令人擔憂，日本可能破壞地區(qū)關(guān)系并由此損害美國利益。2007年，美國上院外委會主席則同安倍晉三會談，明顯向日方釋放了希望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慎重的信號。
日本人對“頭狼”臣服不假，然而這種臣服卻并非真心，很有臥薪嘗膽的意思。以日本人桀驁不馴的“下克上”反叛傳統(tǒng)，對美國的臣服怎么看都是一種隱忍。并且從“義理”角度，美國人對日本人造成了巨大傷害，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彈炸過的民族。按照日本的價值觀，是應該找美國人復仇的。日本右翼失控，其實美國更緊張。
五、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日本善于學習，但日本又很保守，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在日本毫無違和地并存。和服和西裝可以并存，現(xiàn)代的公司管理又可以和古老的武士家臣制度并存，實行員工終身制。這種保守自戀與崇洋媚外并存的獨特民族性格，起因于日本獨特的地理位置。
日本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比英國的位置還好。距離歐亞大陸足夠近，使得它可以學習歐亞大陸先進文明成果。又足夠遠，使得它可以避免被歐亞大陸強國入侵。這樣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可以進行有選擇的學習。只學習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本土文化的延續(xù)性極強。
中國人很多時候會被日本與中國的文化相似而迷惑，比如日本也引入了中國儒家的話語，講“忠”。然而，其文字一樣，內(nèi)涵則被顛覆。
其一，對儒家思想的顛覆性應用。
《菊與刀》提到：七世紀以來，日本一再從中國引進倫理體系，“忠”、“孝”原來都是漢文。但是，中國人并沒有把這些道德看成是無條件的。在中國，忠孝是有條件的，忠孝之上還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譯作“benevolence”（慈善、博愛）。父母必須具有“仁”。統(tǒng)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對他�！叭省笔侵伊x的先決條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國的倫理學把“仁”作為檢驗一切人際關(guān)系的試金石。中國倫理學的這一前提，日本從未接受。偉大的日本學者朝河貫一在論及中世紀兩國的這種差異時寫道：“在日本，這些觀點顯然與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為學術(shù)理論，也從未全盤接受。
導致的結(jié)果就是，日本的“忠”，是缺乏道德約束的“愚忠”，只要是上級下的命令，日本人就會毫無愧疚地執(zhí)行，哪怕是傷天害理、慘無人道的命令。
日本人對陽明心學的應用同樣如此。推動明治維新的薩摩、長州藩位于九州島，這里是陽明心學的日本大本營，因此維新豪杰往往信奉陽明心學。不過，王陽明平定了寧王叛亂，維新豪杰卻發(fā)動了叛亂。陽明心學的“良知”，成為破除對幕府忠誠，甚至挾持天皇的思想武器。
其二，對禪宗思想的顛覆性應用。
中國佛學的禪宗是如此平和，但到了日本，卻與武士道融合，成為殺人的精神武器，幫助武士們參破生死，在戰(zhàn)場上可以平靜地發(fā)現(xiàn)對手的破綻，從而擊殺對手。
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中記載了日本高僧澤庵和尚關(guān)于禪與劍道關(guān)系的論述：無明，指晦暗不明，即迷。五十二位中，心所止之處即為住地。住，即止。止，即心為物事所取。就兵法來講，眼見刀劍襲來之時，若心有以劍攻防之意，則心止于彼劍，疏忽自身行動，而為對方所殺，此謂止。雖見刀劍襲來，但心不止于此，不隨對方劍勢而動，不作思考抉擇，而乘機接近，逆取彼刃，使之成為斬殺敵手之劍。
為何武士道在日本與禪宗修行融合？鈴木大拙認為：禪的修行是比較單純、直接、自強、克己的，這種戒律性傾向與戰(zhàn)斗精神是非常一致的。作為戰(zhàn)斗者，作戰(zhàn)時只需專心于眼前的對手，絕不可左顧右盼、前瞻后矚。為了粉碎敵人而勇往直前，就是他需要做的一切。因此，他絕不可以有物質(zhì)、感情、理性等任何方面的干擾。
正如《菊與刀》的感嘆：正如查爾斯·埃利奧特爵士所說，中國禪宗史上毫無跡象會使人想到他日禪宗傳到日本竟成為軍事訓練的手段。
日本的確引入了中國漢字，并且收集、學習了大量中國文化典籍。但千萬不可被表面現(xiàn)象迷惑，日本人只不過使用漢字，以及中國的禪、仁、忠、孝概念，來闡述日本的價值觀。
其三，濃厚的中國情節(jié)。
日本zf在古代也自稱中國，日本人有濃濃的“中國”情節(jié)，也即征服世界情節(jié)。因為，“中國”的意思是中央之國，也即世界文明中心，世界的領導者。
日本的地理位置導致一個結(jié)果，就是日本人自卑不安與野心勃勃并存。一方面，在面對大陸文明時，日本會有自卑感。但與此同時，它又因偏居一隅欠揍而夜郎自大。
日本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可不是心血來潮，早在豐臣秀吉時代，日本就計劃征服世界。豐臣秀吉的戰(zhàn)略是：先征服朝鮮，再征服中國，天皇定都北京，豐臣秀吉定都寧波；以寧波為根據(jù)地，向南征服東南亞、印度。
在宋代以后，日本人一直在傳播一句話：“崖山之后再無中國，明亡之后再無華夏”。意思是華夏文明被蠻夷消滅了，日本才是華夏文明的正宗繼承者，日本在面對周邊國家時，它也自稱“中國”，意思是中央之國。
《簡讀日本史》提到：日本歷史上還長期自認為是天底下獨一無二的“神國”，日本人甚至試圖建立“日本型華夷秩序”，即以神國日本為中心，來統(tǒng)治世界萬國。1610年，德川幕府致中國福建總督轉(zhuǎn)中國皇帝的信中說：日本“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
在中國清朝時期，日本甚至通過“正德新例”，試圖把中國納入日本的朝貢國體系。所以，太平洋戰(zhàn)爭，只不過是日本“中國”情節(jié)的總爆發(fā)而已，并非偶然事件。張宏杰道：日本歷史上有一個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一旦實現(xiàn)統(tǒng)一，就必對外侵略。剛剛開始大化改新羽翼未豐的日本就試圖與大唐一爭高下，導致朝鮮半島上的白江口之戰(zhàn)。豐臣秀吉剛剛統(tǒng)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發(fā)動壬辰朝鮮戰(zhàn)爭，試圖以寧波為首都，統(tǒng)治世界，成為“萬皇之皇”。日本明治維新剛剛開始，就興起了“征韓論”，并在不久后發(fā)動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則是日本豐臣秀吉時代征服世界夢想的又一次嘗試。
美國人對日本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比如《菊與刀》，就是1944年，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情報部門委托開展的研究項目成果。當然，這本書雖然幾乎是理解日本必讀書，但畢竟太久了。日本被美國文化入侵了七十多年，國民思潮整體偏左。目前比較符合《菊與刀》描述日本國民性格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左翼要么信仰普世價值，要么信仰socialism，都在影響日本傳統(tǒng)民族性格的繼承。
大英帝國也深入研究了印度、埃及、中東等當?shù)匚幕�。對我們一衣帶水的近鄰，其實我們真的了解的不夠。如今中國已然是穩(wěn)二爭一的國際地位，全球化戰(zhàn)略要求中國人理解全球各族人民，在學習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方面，應該向大英帝國、美利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