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lián)名一函，謂：衛(wèi)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現(xiàn)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nèi)，后來之人，于其上層涂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后將其剝?nèi)�，然后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nèi)ヒ粚樱礆囊粚�，對于張先生個人在藝術(shù)上之進展甚大，而對于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對于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nèi)ケ诋嬛e，馮、鄭兩君未嘗親見，僅憑衛(wèi)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后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lián)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quán)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并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nèi)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shù)層者;數(shù)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fā)現(xiàn)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nèi)ネ鈱�，頗還舊觀，歡喜贊嘆，因題于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于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xù)，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guān)系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關(guān)藝術(shù)之友人……至于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shè)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注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②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于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guān)系，更礙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jù)的情況下，沒有采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涂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lián)名函的形式，請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
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
著名史學家向達，是阻止張大千將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
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被毀壁畫永難再現(xiàn)
傅、李信中提到“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shù)文物考察團。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考察”時，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diào)查。王子云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很不以為然。王說：“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xiàn)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xiàn)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③換言之，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留下了臨摹稿，但他的臨摹，并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相反，只是根據(jù)個人理解而繪成的“還原圖”，這就直接導致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xiàn)，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還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