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東渡的歷史,放到今天來說,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話,不過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鑒真大和尚跟唐朝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佛學大師玄奘一樣,都是“違法犯罪分子”——唐朝是不允許大唐子民擅自走出國門到鄰國串門子的,換而言之,鑒真的東渡其實是“偷渡”,還一“偷”就是六次。

　　當然,與今天的偷渡犯們不同,鑒真大師的“偷渡”可謂“偷”出了水平,“偷”出了風采,“偷”出了日本后一千年燦爛的文化史。鑒真“偷渡”帶走的,是盛唐文化之海濺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將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發(fā)出了鉆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經(jīng)浩瀚的大海本身,卻已干涸無跡了。

　　從發(fā)達國家“偷渡”到鄰邦小國

　　我們的故事從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的揚州開始說起。這年夏天,日本留學僧榮睿和普照造訪了揚州城內(nèi)最大的寺廟大明寺。懇請該寺方丈鑒真大和尚東渡日本,向日本傳授“真正的佛教”,為日本信徒授戒。

　　根據(jù)歷史記載,當榮睿和普照提出這個要求時,大明寺數(shù)百名僧眾“默然無應”——估計是被兩位外國和尚的腦洞大開驚呆了。

　　要想了解這個請求有多么大膽,有必要先介紹一下當時的歷史情境。

　　從時間角度講,天寶元年的中國正處在盛世巔峰之上,唐玄宗在天寶之前所用年號,是大名鼎鼎的“開元”。換言之,天寶元年的中國仍在盛世的軌道上行進著,離讓國運由盛轉(zhuǎn)衰的安史之亂還有十四年的盛世榮華。

　　從空間角度說,當時揚州是整個帝國東南部的第一大都會。在公元八世紀,這個城市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商貿(mào)都市。

　　而從鑒真本人來說,天寶元年時,鑒真五十五歲,有四萬信徒、近千弟子,所謂“江淮之間,獨為化主”,按今天的說法,大概相當于稱雄東南的一代學術(shù)界泰斗,已然功成名就,屬于逢年過節(jié)要接受檔和國家領(lǐng)導人慰問的那一種。

　　更不靠譜的是,當時唐朝嚴禁本國老百姓出國——唐朝雖然號稱開放,但依然沒有跳脫中原王朝的重農(nóng)思維。外國人來做生意、朝貢歡迎,但本國人外出屬于勞動力流失,嚴加禁止。比鑒真早幾十年,有個玄奘法師曾經(jīng)去了趟天竺,也是沒跟zf打招呼自己偷跑過去(所以西游記里御弟、通關(guān)文牒啥的都是子虛烏有,唐朝根本不提供這項服務)。

　　綜合上述背景,榮睿和普照的這個提議,大體相當于要求美國哈佛某著名教授到索馬里支援科學建設,路費自理,手續(xù)沒有,一路艱險,還很可能一去不回。

　　這么奇葩的請求,當然不可能有人答應——除非那個人有著驚人的信念。但誰也沒想到,在眾弟子的一片冷場中,只聽大師清了清嗓子,當即應承下來。

　　外來的和尚好“整風”

　　其實,延請高僧去日本,是圣武天皇行前布置給榮睿和普照兩人的政治任務。在正式拜訪鑒真之前,倆人已經(jīng)在中國觀察、物色好幾年了。

　　請個和尚何必如此興師動眾?其實,當時日本人也是被逼得沒辦法了。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闊元六世紀從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傳入之前,日本只有個理論和形式都很幼稚的神道教。佛教傳入后立刻在上層引起了轟動。推古朝以后,日本zf規(guī)定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種優(yōu)惠政策,其中包括免稅。這么一號召,日本老百姓恨不得立刻全都出家。原因是就在同一時期,日本開始學習中國,以班田收授法向農(nóng)民征稅。于是,出家就成了最受歡迎的避稅手段,甭管是不是真心向佛,都把頭一剃當起和尚來。佛家隊伍壯大了,風氣卻越來越壞,大量動機不純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與其說是和尚,倒不如說更像混黑社會的“光頭檔”。

　　面對如此情景,日本朝廷也無甚良法。公然滅佛顯然是打自己的臉,不能干,而整肅紀律也不容易。佛教戒律是修行者自己給自己制定,像吃素這種戒條只有漢傳佛教才有。眼見著賦稅越來越少、光頭檔越混越多,天皇這才痛下決心,要從中國請個精通戒律的狠和尚來,好好整肅一下僧眾紀律,把濫竽充數(shù)者趕回家種地交租。鑒真所修習的律宗恰好以持戒甚嚴著稱,所以榮睿和普照才認定鑒真正是他們想引進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