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的知范仲淹上疏，大驚失色，批評他過于輕率，不僅有礙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之人。范仲淹據(jù)理力爭，并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請求離京為官，被任為河中府通判；次年，調任陳州通判。范仲淹雖“處江湖之遠”，不改憂歷憂民本色，在此期間，他也多次上疏議政。朝廷欲興建太一宮和洪福院，范仲淹認為“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建議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針主張削減郡縣，精簡官吏，并多次上書陳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認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議朝廷不可罷免職田，認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范仲淹的這些上疏雖未被朝廷采納，但其一片忠心打動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駕崩，仁宗親政，召范仲淹入京，拜為右司諫。時群臣多議太后垂簾時為政之失，范仲淹卻認為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yǎng)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后過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納，詔令朝廷內外不的擅自議論太后之事。仁宗因劉太后新亡，欲立楊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為皇太后，參與軍國大事。范仲淹認為頻立太后，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仁宗采納，罷黜太后冊名，但稱謂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伏閣請對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誤傷仁宗，宰相呂夷簡因與皇后有隙，遂協(xié)同內侍閻文應、范諷等人，力主廢后。消息傳出，群臣議論紛紛，都認為廢后不合適，范仲淹也向皇帝進言。因呂夷簡事先令有司不的接受臺諫章疏，疏入內廷，不的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輔、侍御史蔣堂、段少連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請求召見，仁宗不見，派呂夷簡出來解釋。范仲淹等與之當庭辯論，呂夷簡理屈詞窮，無以為對。

　　第二天，范仲淹與眾人商議，打算早朝之后，將百官留下，再次與宰相諫爭。一行人剛走到待漏院，朝廷詔書下達，外放范仲淹為睦州知州，孔道輔等人也或貶或罰，無一幸免。河陽簽判富弼上書仁宗，建議詔還范仲淹入京，以開言路，未的批復。

　　景祐檔爭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州，辟所居南園之地，興建郡學。時蘇州發(fā)生水災，范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興修水利，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調回京師，判國子監(jiān)，很快又轉升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開封府“肅然稱治”，時稱“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檔羽，任用親信，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制定制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誣蔑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檔、離間君臣”。范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侍御史韓瀆曲意迎合，列寫范仲淹同檔的姓名，奏請仁宗在朝廷張榜公示。

　　范呂之爭，牽連甚廣。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系，愿一起降官貶黜；館閣�？睔W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fā)，蔡襄亦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皆牽連遭貶。朝臣畏懼宰相勢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貶出京，竟無人敢送別，只有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行。

　　景祐四年（1037年），呂夷簡被免除宰相之職，士大夫們接連不斷地替范仲淹辯白，雙方互相辯駁，朋檔爭論四起。仁宗詔宰相張士遜問計，下詔禁止互結朋檔。

　　因范仲淹多次因諫被貶謫，梅堯臣作文《靈烏賦》力勸范仲淹少說話、少管閑事、自己逍遙就行。范仲淹回作《靈烏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盡顯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jié)。